我市首个重大项目签约

这个法案在众院以四百零八票比三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在参院获全票通过。

一方面，不同层级的官员，公开程度和公开范围应当有区别。内容提要：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解决其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问题，并非单纯以隐私权的限制为代价，对隐私权的限制亦有限度。

因此，财产申报的主体范围可以借鉴公共官员的范围来确定。在财产申报制度中，如果一味强调公职人员隐私权的限制而忽视必要的保护，将公职人员的私生活完全暴露于公众之下，无疑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身心摧残，必将造成对公职人员人格尊严的损害。[1]随后在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中指出：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只有那些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才需要纳入申报的内容之中，而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则不能列入申报的范围之内，否则将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据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2004《隐私与人权——全球隐私权法律及发展调查报告》的统计：现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均在宪法的层次上承认隐私权此一基本权利。

《2010年规定》虽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但仍然缺少具有关键意义的公示环节。2001年出台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又将特定申报主体的报告内容正式扩展到家庭财产。但是，从这几年来看，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也不断有所发展，比如最近《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还有三年前公布的《物权法》。

其次，总的趋向是进两步退一步，所以我对中国法治的前景是乐观的，即在曲折中前进。从英国问题入手，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的命题是有局限性的，对法治国家的结构、功能以及涵意也会有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少数或者个人的异议也应得到尊重，可以通过司法渠道寻求救济。那么，法家式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观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同之处以及不同?江 平：我觉得我们所讲的法家的思想，有两个重要的基础。

这是一种中立的、形式化的国家观。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实，我们会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自治功能太弱。

说它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建立，只是确实难得多。但目前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刚好是相反的，是在打压律师、限制律师的作用。因为原来国务院的拆迁条例规定，由社会组织或者企业作为拆迁人，按照这一规定，建筑商拿到《拆迁许可证》后就可以进行拆迁了，老百姓有意见的话可以告到政府，政府作为中间人、裁决人，来裁定拆迁的合理、不合理。但是，从把握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大陆的科层制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

换句话说，社会如何发展是不是可以通过对这个用语的解释来推动。去官僚化正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还有最近公布的《侵权责任法》，为个人动员法律、实施法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会促进诉讼活动，会通过个人提出侵权之诉的方式落实法律规定，进而限制滥用权力的行为。在法治国家问题也是如此，也是强调国家在法治国家中的强大的控制力，不至于改变了方向。

但渐进的重点还是在于进，而不能裹足不前，更不能倒退。现在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比如GDP指标。

70年代末关于法治的这场大讨论，其背景就是对于法治与人治的区分，其结果导致了制度完善，建立了领导人退休制、任期制等一系列民主制度，改变了我国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身上的状况。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会提出诉求、提起诉讼，这样针对侵权行为寻求司法救济的活动反过来也会促进法律制度的动员和有效运作。

例如中国的官僚机构看起来很强权，其实却很脆弱;看起来是等级森严的，其实却网络纵横;看起来以强制为特征，其实却建立在具体的交换或契约关系之上，而合意与强制的界线又是流动的、变异的，似乎一切总是处在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过去重视调解，限制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纠纷当事人互让、妥协。江老师刚才从民法的角度、从私权伸张的角度来把握法治建设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它是社会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的产物，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国家的。季卫东：我倒认为法治发展的方向其实已经不可逆转了。但是总的趋势无人能够阻拦。

问题是在中国，制度设计会不会采取纠纷模式，侵权责任法会不会促进维护权利的诉讼行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所以这些都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二是法家学说采取了极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只谈赏罚，不谈更高尚的价值追求，不注重制度的反思理性。

后来列宁走得更远，认为法律是专政的工具。但在理念上的确已经开始变化了。

打破分节状态、打破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地域性共同体的作业是由强化的国家权力来实施的。但法家的思想却没有这样的法治理念，只是在专制社会中追求一种更有效的治国工具而已。可以说去意识形态化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我们所处的社会。

从天下以市道交，作为营利机构的国家等历史命题，到日常生活中的潜规则，可以发现某种无所不在的市场性，在个人行为层面，表现为互惠性。法治国家这四个字写入宪法，意味着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理念。

强人时代的终结：从保障私权到重建新的公共性司 会：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关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法治的概念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比如在1970年代文革结束后也曾经有过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民主就是讲政治体制问题，领导人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也是可以罢免的，要对选民负责;自由就是公民的权利，公民享有哪些人权，我觉得核心就是这两个问题。

因此，马克思讲的第二个解放就是将人从剥削和压抑中解放出来，就是解放人本身。私人权利应该保障到什么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推进，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这个转向表现在法律制度上就是强调法治、强调国家的中立化、强调大家共同追寻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则。虽然国家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实际上的做法使人感觉到，民营企业家自身也感觉到，现在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差;至于有一个强大的或者比较有力量的中产阶级，我觉得在中国是远远没有实现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还相当严重，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这个趋势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遏制。我想补充一下相关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只有自由而没有秩序，那就会变成混乱的经济;反过来说，如果只有秩序而没有自由，那就变成国家控制的经济了。

当时的讨论是有历史背景的，那时讨论的法治理念，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法治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江 平：1970年代末期我们所提出来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人治就是指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权力滥用等现象。一句话，法律就是工具，就是统治阶级取得和掌握政权的工具而已。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由此我们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看。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往往是在内外压力之下由上层启动的，或者下层运动因上层的介入而成功。中国在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